隋文帝兼併南北，結束了紛亂的局勢，統一天下後，用繪畫作為輔助政教的工具，然而，蓬勃的自由繪畫思想也因此大受約束。
隋煬帝則愛好藝術，並且精於鑑賞，曾經撰寫了古今藝術圖五十卷，可惜原書已經失傳。然，煬帝又因愛好奢華，在各地大行建築輝煌宮室，其建築方面的成就超過秦漢時代，因此繪畫也隨之水漲船高地興盛起來。當時名畫家有展子虔、董柏仁、楊契丹、鄭法士、孫尚子等，這些畫家們彼此吸收對方長處，畫法也融合南北各地的畫風，如前所言；正因建築工程發達，而利用界尺工具所繪的樓臺殿閣畫，又稱為「界畫」，在當時很盛行。此外，人物畫及神像畫更加進步，山水、花鳥、走獸等漸漸有獨立的趨向。
唐高粗、太宗以提倡文教為政冶的根本，所以連帶對於繪畫也有了深刻的喜愛，並把前代名蹟予以珍藏，崇古的風氣瀰漫於初唐。而繪畫則大半承襲六朝的遺風。畫家很多，並且大多身居高官，其中如閻立德、嚴立本兄弟，擅長寫生人物、奇禽、異獸；同時尚有一位于闐國人尉遲乙僧，善畫「凹凸畫」，其所畫之人物、花鳥，都為外國形象，畫面則多用厚重顏色堆染成圖。
玄宗繼位，唐室中興，文學及藝術隨著國勢的輿隆而一變以前的細潤轉為雄偉的畫風，形成空前偉大的「唐畫」真面目。當時著名的畫家，並對後世最有影響的首推吳道子，他能畫山水、人物、神佛等，尤其擅長於將人物、鬼怪，而其所繪衣紋用筆圓潤生動，世稱「吳帶當風」。此外李思訓父子為青綠山水的創始，世稱「北宗山水之組」，他用石青、石綠敷染，用勾斫的筆畫畫山石輪廓，並在輪廓邊以金色勾勒，構圖嚴謹，設色金碧輝煌。
又如王維的破墨山水，對於後世有極大的影響，被稱為「南宗山水之祖」，因本身即為文人作家，故其畫中蘊含深深地詩意，為中國繪畫精神注入一新生命氣息，正因由宗教化轉入純文學的領域之中，開始爾後千餘年文人畫之基礎，成為東方藝術之特有風格。
晚唐時期，文藝的發展逐漸消沉，繪畫的重心亦由長安、洛陽轉移到四川，西蜀成為人才薈萃之地，安祿山之亂後，內府所藏的真蹟，漸漸流傳到民間，開啟了民間鑑賞的風氣。而因初唐、盛唐時大家輩出，後起之秀感覺難以與之相競爭，卻又不甘居於弱勢，因而逐漸走上專供一藝的途徑，晚唐時期周昉、尹繼召善畫人物道釋畫，戴嵩善畫牛，劉洞微善畫龍，李建畫馬。
隋唐雕塑中陶瓷與陶俑為最不可忽視之兩項工藝作品，景德鎮的青瓷器，馳名中外，陶俑中的「唐三彩」，造型雄偉，釉的顏色光彩奪目，分佈黃綠紅藍青色於白色的對照之中，予人一種富麗、宏放與厚重的感覺，尤其以馬俑的生動姿態更為後世所喜愛。書法發展至唐代時，各體兼備，擁有許多名家真跡流遺後世。
後梁，朱溫稱帝，不知提倡文藝，但是貴族中，有許多愛好繪畫藝術的，如相國于競畫牡丹，將軍劉彥齊不但善畫，而且極精於鑑賞及收藏。此時，釋道人物畫尚蓬勃發達，但是畫法都因襲前朝，沒有多大變化．著名的有張圖、跋異、李羅漢、胡翼、王殷等人。但是中國美術本位的山水畫，卻在這時候誕生了奇葩，產生了荊浩、關仝
師生，他們轉變古人的成規，自創格局，因而而大大影響後世。
自此，我國的山水畫由李思訓的工整，發展成為王維的水墨清淡，再進為王洽的潑墨，漸次的變成為狂放，不受規矩的約束，及自荊、關的高古雄偉一出，再重新轉變為嚴整，並柔和前人所長，對筆墨的運用作更進一步的研窕，荊浩並著有「畫說」一篇。 後唐，李克用以沙陀國人入主中原，所以當代的畫家有許多是契丹人，如李 贊華善畫胡地景物和放牧弋取的畫，漢人亦有學畫者，如李夫人摹寫窗上竹影，畫墨竹最為著名。
後晉，因興亡間隔十分短暫，留存下來的文物相當稀少，當時的著名的畫家有王人壽、胡嚴徵等都以善畫道釋人物及鞍馬。
後周，因周世宗英明，武功文教均有相當成就，以施璘善畫升竹，堪稱絕技。和釋智蘊善畫佛像，釋德符善畫松柏亦都獨步於畫壇之中。
十國各據一方，因曾遭逢戰亂，許多國的畫家姓名及畫蹟都湮沒無存，但以南唐、前後蜀及吳越四國的繪畫風氣卻很興盛，產生許多著名畫家。 前蜀屬王王建非常愛好繪畫，設官分職，以禮優遇畫士，畫家有房從真、宋藝等人均以人物道釋畫見長；李昇以山水畫著名於世，花鳥則以滕昌佑的寫生最為著稱。
後蜀，仍繼承前蜀的遺風，繪畫因而得以繼續蓬勃風展，又特別創立了「翰林書院」並且設立官職用以禮遇畫家，當時著名的畫家許多均是父子或兄弟代代相傳，例如以人物道釋畫見長的趙德玄、趙德忠父子，花鳥畫以黃荃、黃居寀父子的勾勒繪色最為出色，為當時畫院中的領袖。
南唐李後主極力推崇藝術，當時名家輩出，其中以曹仲玄、周文矩的人物畫最為著名。而董源、巨然以山水畫稱世，郭乾暉、徐熙怎以花鳥畫著稱，其中徐熙更可謂為百代宗匠，與黃荃分庭抗禮，世稱「黃荃富貴；徐熙野逸」。
吳越因國事太平，十國中立國最為長久，當時的繪畫風氣亦相當興盛，由於留存的畫蹟稀少難考，因而記載中並無表現突出之畫家。
五代十國，不但荊浩、關仝的山水畫為百世的師派宗傳，許熙、黃荃的花鳥畫亦是花鳥南北宗之祖，均在我國繪畫史上佔有及重要之地位，然而因各國享祚過短，故於建築遺跡亦多不可考，今可考知的僅有西屬的大聖慈寺、勝興寺等。
